因此，中央决定新时期新疆工作总体部署中，要求重点解决就业、教育、住房等基本民生问题，也就抓住了主要矛盾。

组织理论在这方面着力更深，其关注点有三：第一，谁更有可能创办非营利组织?第二，他们在创办非营利组织过程中受到什么制度化因素的制约?第三，造就产生非营利组织的环境因素是什么?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时，有关的研究显示，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社会名流和国家都是非营利部门兴起的重要推手，影响这些推手的制度化因素包括具有路径依赖效应的早期决策、公共政策(尤其是有关非营利组织的税务政策)和有关公共物品或集体物品的制度化认知。所谓裸不裸，就是中国富豪们到底能捐多少的问题。

但是，面对洋人的动员和劝捐，这还是件新鲜事。当这类公立机构的垄断性将民间非营利性组织的生存空间挤压到很小的地步时，无论是心怀某种使命的专业人士，还是富豪们的爱心善款，都无法找到能够充分发挥其作用的场所。慈善的制度化和组织化，这才是我们大家特别应该加以关注的事情。一种解释也具有道德主义色彩，这就是所谓信仰—责任感理论。毫无疑问，这样的制度架构是计划经济的遗产。

要想获得良好的服务，必须仰赖高水平的专业人士，而要想让高水平的专业人士源源不断地涌现，那就必须建立一种社会制度，使他们能够以体面的方式赚取与其能力培养所付出的成本以及其能力的稀缺程度相适应的收入。说白了，就是追求全面。就政府决策层来说，现在也开始意识到了预算民主的正确性。

中国的宏观税负已经很高，中国的税收痛苦指数排名世界第二，为什么大多数国人还感觉不到？这首先是因为中国人的纳税人意识比较淡薄，对于很多税收合理性的考量不多。当然，在我国目前的预算制度下，我们形式上好像什么都有，包括财政部的预算报告，也须得经人大代表投票通过，但问题是在目前人大虚设和人大代表非专职化的制度安排中，好多人大代表只是对政府的任何决议都举举手通过、走走过场而已。举个例子，从2000年到2010年，每年政府财税部门都几乎以超过一倍的增幅来完成自己年初所定的预算收入增长目标，这说明我们的财税部门征税根本不受任何制约。当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中国的税负已经是很高了。

这个是最根本的认识和理念冲突。权利如此层层下赋，人大要进行管理的话，得拐多少个弯啊。

譬如，清政府1907年决定实行君主立宪，1909年正式设资政院，相当于现在的议会或人大。一个是凯恩斯，强调大政府，要花钱。一句话总结，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奇迹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有了市场经济。这表面看似乎没错，发达国家的税负水平在30%左右，如美国2005年为25.5%，日本为26.4％，当然，一些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宏观税负很高，而北欧的瑞典等国都要在35%以上，甚至有的国家超过40％。

就连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也懂得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才是富国的道理。韦森：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中国企业现在不缺钱，即便每年征收几万亿的税，企业还是财大气粗。为什么只讲公民有纳税的义务，而不讲公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为什么不讲纳税人的权利应当受到保护？看看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大都讲纳税人的权利而不只是讲纳税的义务。政府花钱建项目，资金不够，就几乎无限制地创造流动性，增发货币。

但在超市和餐馆的收银条中根本反映不出来。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当时有它的进步意义，但是在没有预算民主政制的情况下，这一改革却导致了今天政府税收急剧膨胀而不受任何实质性约束、几乎每年都完成自己年初所定财政收入增速目标百分之二百多的情况，这说明我们的财政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现在的情况是政府高税收，政府替老百姓花钱。您认为这个和高税负有关系吗？韦森：当然这之间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对于很多地方来说，从预算民主开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就等于动了一些政府官员的大奶酪。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随着宏观经济的波动，经济好了，税收可能提高一些。记者：那中国现在有没有条件进行大规模减税以缓解民生的压力。财政预算透明了，我们的纪委、反贪局和审计署的工作不就好做多了？如果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财政支出不透明，就会出现政府官员权力无限扩张的可怕局面，也会给一些掌握权力的人的腐败寻租预留了空间和可能。在短期内，你可以通过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大政府和政府投资花钱来强行推动经济发展，但在较长时间段中这会失去效力，且会带来很大负面影响。

分税制需要法定框架与预算民主框架记者：预算民主的提法相当有建设性，我们平日听了太多坐而论道的偏激声音。在税收政策上，不能只有一种增的机制，而不以减为方向。

譬如，在一座10万人的小城镇，却造个能容纳20万人的广场，GDP上去了，也很有场面，但很可笑。政府也知道许多企业偷税漏税，结果政府为了有足够的收入，税率定得很高，结果形成了恶性循环。

如果纳税人权利被明明白白地摆在桌面上，就会少掉很多麻烦的事情。到底中国的税负如何，痛苦不痛苦？我和许多企业家都交流过，他们也都认为税收水平太高了，尤其是近几年，实在是日子不很好过。

过去十几年，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大幅度增加主要是靠出口国外来消化，现在出口增速减缓了，生产的东西卖到国外比较困难，那就得在国内市场消化。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福布斯》每年公布税收痛苦指数中的排名中国一直名列前三甲的原因了。比如前两年新出台的燃油税和环境保护税，就是国税局根本未经人大投票批准而征收的。在我提倡的预算民主中，政府征税要受约束和制约，预算支出透明，这是最根本的。

税收收入经人大批准才能征收，政府预算透明，无疑就会形成遏制一些政府官员腐败寻租的可能，反过来也可以救我们一大批干部呀。1994年前的主要情况概括起来就是中央收不上税。

在国家的初级发展阶段上，必须靠税收来保证政府的强大和国防的稳固，如果中央政府收不上来税，大笔的钱留在地方政府的口袋，肯定是不行的。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但是在中国，大部分是流转税和针对企业盈利所征收的税，人们并不知道。转而来看中国，我们的问题是政府收的税太多了，甚至钱多得花不掉。

当年才刚立宪，就做到了这件事情，现在过了101年了，都这么现代化了，我们的人大的代表性再怎么说也比晚清好不少吧，怎么还不能做到？由此看来，中国的预算民主，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为不为的问题。在全世界来看，把钱集中在联邦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手上，也是一个一般趋势。回顾二十世纪的历史，有两个人比较典型。从这个角度来想，为什么我们政府决策层替企业和民众花钱的理念就不能扭转过来呢？什么时候才能想通这个道理？记者：但现实是，不论从世界背景，还是金融危机后中国模式的发扬光大来看，大家都认为大政府也就是政府花钱刺激经济的体制有其可取之处。

为什么中国在改革三十年后会有今天的成就？不是因为我们的大政府，不是因为高投资，而是因为我们在过去三十多年中逐渐引进和形成市场机制。2007年我们国家开始征收燃油税，经过人大投票批准了吗？根本没有，连个听证会也没开过。

从国家的征税权力的安排看，根据1982，1996以及2004年的宪法，人大把征税的权力赋权给了国务院，国务院把征税和财政预算的权力赋权给财政部，财政部又把这个权利赋给国税总局。记者：您之前提到了一个比较新的概念——预算民主，您的意思是政府的花钱得被管起来？韦森：预算民主概念原初并不是我提出来的，很多财政学专家以及政治学、宪法学和税法学专家都接受并开始使用这个概念了，只不过近来我讲这个问题比较多。

记者：但是就日常生活经验来看，除了每次上缴个人所得税之外，我们也不太清楚生活中到底有多少钱是用来纳税的，这可能也直接导致了我们所谓纳税人意识的淡薄。但在中国则是另外一种思维，应对危机和宏观经济增速下滑时，政府首先考虑的是要多收税来加大公共投资刺激经济，这是我来帮你花钱的思路。